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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张五常访谈:让他们骂到够,真理半步不让   

2013-09-05 17:56:33|  分类: 好文章强力推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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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岁的张五常先生依然活跃,频频发言,阐述自己数十年来的观察和思考。尽管他的赞同者和抨击者,有极端对立之意,但争议恰好说明他的存在。难以否否认,张五常的确是少数几个享有世界性声誉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
  
  谈现实:我们比西方更有弹性
  
  问:您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对1994年后实行的分税制做了肯定性评价,不过,分税制尽管给了地方一定的财政自主权,中央政府却也靠“转移支付”等加强地方政府对自己的依附性,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在改革进行了30年之后,您认为分税制是否有改革之必要?
  张五常:中国的税制在某方面过于复杂,要简化,但以增值税推出的分成(分税)制度不要改。我是个实用主义者。中国的地方分税制起于八十年代后期,稳定于一九九四。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九这七个年头,中国的经济困境是开放改革以来最严重的,但长三角却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约八年超越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人类历史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制度有过人之处,经济学还有什么用场呢?
  
  问:“县际竞争”固然是“中国奇迹”的推动力,您觉得这种方式可持续性有多久?
  张五常:有朝一日,当国家的土地使用调整失却了弹性时,我说的县际竞争制度的运作功能会减弱。然而,如果北京处理得好,县际竞争会在今天逐步转到其它范畴去,尤其是工业的转型与科技的改进。后二者,县际竞争也会作出重要的贡献。北京要放手让县干部处理。
  
  问:但“县际竞争” 似乎让地方政府有了强烈的牟利动机,比如推高房价。内地现行的房产模式是借鉴香港的,行政机构有批租权,有学者认为这是房价飙升的重要原因。您对两地的制度和经济运行均有深刻了解,持什么看法?
  张五常:不是一般的。除了一些房地产热点,今天以工业为主的县不支持高地价。这是说,不少县的干部还是认为增值税的增加比地价的升值对他们更有利。对他们来说,地价收入与增值税收入往往负面联系——此消彼长。实际上,凡是国家持有土地的所有权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同的是,香港公务员的收入与地价的高低正面联系着,所以多年以来香港政府倾向于高地价政策。多年前他们否认,我的一位港大同事作了详尽的研究,有说服力地指出香港有高地价政策。目前内地某些热点有这样的倾向,但不严重。
  
  问:每年都有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您如何看待户籍制度?
  张五常:本来我对中国的户籍制度有反感,今天有了改观。六七年前内地对当时的“非典”病毒控制得好,使我意识到户籍制度有助。今天恐怖活动地球化,中国有机会不能独善其身,若如是,其户籍制度也会有助。中国的人口早就自由流动了,如果户籍制度损害了私隐的需要,要改进,但中国树大招风,不能排除有搞事的人。我因此认为户籍制度有保留的理由。这制度与流动人口的混淆使经济统计数字频频出错。
  
  问:您怎样剖析当前的“民工荒”?是否与去年投入4万亿,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上马,导致了“挤出效应”有关?
  张五常:四万亿无疑有“挤出效应”,增加了“民工荒”的压力。另一方面,年多前有数以千万计的工业员工回乡潮,今天好一部分没有回到工业去,或没有回到昔日的工业区。天伦之乐是真乐,而一家一孩的管制是放宽了。我的推断,是今后中国的工业发展,不会像以前那样集中在传统的工业区,而是会扩散到乡镇去。国家大兴土木地兴建公路、高铁等,也会鼓励这扩散。
  
  问:因金融风暴之故,中央加强了调控,近期企业国企主动兼并的行为也较多,您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张五常:西方的经验,是凡有经济灾难,政府权力大增是后果。目前中国有这样的倾向,是明显的,但我认为不严重。雨过天晴后,北京削减自己权力的机会存在。从西方的经验看,这看法近于天方夜谭,但中国的体制比西方高出了相当多的弹性。
  
  问:关于国有资产的处理,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主张不管以何种方式,只要私有化就好,初始产权可以在交易中产生;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则主张通过民主化,平分给每一个公民。您赞同哪一种方案?从产权角度,您如何看待国有资产的“产权”界定问题?
  张五常:产权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所有权不重要。关于国企(你说的国有资产), 重点有二:一、要在市场发行足够的股票,使股民可以随时把国企的股价沽得七零八落。这是效率低的惩罚,由市场执行,是否国企无关宏旨;二、要取缔国企持有的由政府保护着的垄断权力。这不容易做到。
  
  谈当年:我买到了上佳“座位票”
  
  问:能谈谈您和杨小凯的交往及对他的评价吗?
  张五常:小凯为人高傲,一些朋友认为不易相处。我就是喜欢他,欣赏他的天赋。他曾坐牢十年,到美国求学拜错师,生命短暂,还有那样的成就,天生本领应该在我之上了。但让赛不能让我那么多!经济学的基础他学得不够——他没有机会好好地学过——所以对概念的掌握可以改进。当年我希望他能到港大来跟我一段日子。他答应了,签了合约,但终于没有来。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之前他曾经到港大造访一年,很用功,天天从早到晚不停地为学术卖命。他不是个喜欢搞政治的人,不少外人看错了。
  
  问:但杨小凯也批评您“不大懂数学”,您如何看?
  张五常:有些人不懂数,但奇怪地知道方程式在说什么。我没有这本领。有些人懒得学数,但要学时学得快。我有这本领。有些人可以发明数学,我也有这本领。我不认为从事经济解释数学是重要的。我认为英文要写得好非常困难,而清晰、优美、文气如虹的文字,是上佳经济学的传统,斯密、凯恩斯、费雪、科斯等人都有这样的本领。我在英文的写作上下过苦功,七十年代史德拉等朋友说达到师级,很不容易。中文容易得多,虽然我要到近十年才认为自己的中文可以挥洒自如。没有办法,此长彼消,我今天的英文是退步了。小凯的英文不到位,虽然谢世前两年有改进。我认为在他出道初期,不多用方程式他的英语文笔不够用。
  
  问:为什么不“妥协”一下,以期在这个体制内更成功呢?
  张五常:说到要在西方学术界打出名堂,中国人谈何容易!如果读我的《英语论文选》,你会发觉不少他家之说出自我的旧文,但没有提到我。我的英语文章被提及的次数还可以,但如果我是老外,这次数会上升几倍:这样的运情,炎黄子孙在西方一般如是。
  
  问:但至少您站稳脚跟了,所以有人认为,如果您留在美国,会获得诺贝尔奖,有更多荣誉。
  张五常:1983年起我转用中文下笔,是为了对同胞的一点关心。是中国的青年重要呢,还是什么奖重要呢?只有科斯一个同意我的看法。两年前他对一位朋友说,当年催促史提芬回港任职,是他平生做得最对的一件事。今天看,如果你说的“荣誉”重要,那我当年舍英取中的选择是做对了。我是坐上了中国发展的船:这船沉没我会没顶,没有谁会记得我;这船一帆风顺再二十年,我写下的不会被视作粪土。从来没有刻意地争取什么身后声名,历来不重视,但今天看走势如斯也。神州再起,炎黄子孙要叨一下光理所当然,我是买了上佳的座位票的。
  八年前,巴泽尔七十大寿,在西雅图的聚会中,诺斯公开说:如果史提芬不回港任职,早就拿得诺贝尔奖。二十年前一位与该奖有关的人士对我的一位同事说得更肯定。但我选用中文动笔。是中国的青年重要呢,还是什么奖重要呢?只有科斯一个同意我的看法。两年前他对一位朋友说,当年催促史提芬回港任职,是他平生做得最对的一件事。
  
  谈心态:整理作品,让别人去骂
  
  问:您的思维方式属于“天才型”,却依然能在经济学界立足。而现在很多学子,因思维较“野”,无法被教育体制认可,您有什么建议吗?
  张五常:在神州大地,称得上是“天才型”的学子无数。他们就是没有机会,没有我昔日的际遇,为此我大发牢骚多次了。
  
  问:张军教授在为您写的《思想的冲击》一文中说,当今说“中国做对了什么”的学者往往饱受抨击,反之则备受赞誉。作为一个探讨“中国做对了什么”的学者,您怎样面对这些批评?多问一句,您如何评价郎咸平的经济学水平?
  张五常:张军说的是个潮流,年轻人心有不甘是个原因,不平则鸣是个原因,互联网的方便是发泄的好去处。我就是要让他们骂到够,真理半步不让,久而久之,他们有一部分总会看到真理。
  
  问:谈谈和科斯的交往及对他的评价吧?
  张五常:科斯是我认识的最固执的学者,所以不同意他的,我说一次就不再说。史德拉说科斯是地球上最典型的英国绅士,一举一动皆合乎礼仪,慢吞吞的。我的女儿读英国文学,很爱科斯这个老头子。从一个大师的水平衡量,科斯对经济学知得少。好些热门话题他不知,不懂,也不管。我永远不跟他谈任何他没有兴趣的学问。论到思想深度与对问题重要性的感受,科斯可谓百年一见。一九七五谢世的天才嘉素曾经对我说,对经济制度的感受,我们要上溯到一七七六的斯密才可以找到一个与科斯相提并论的。这解释为什么我写《中国的经济制度》时,只为科斯一个人写。他说难读,但重要,有力度,完全满意!
  
  问:如何评价新制度经济学的现状?
  张五常:一团糟。搞这门学问的一个学会几个月前在厦门开会,请我为主讲,我以《看不到则验不着——新制度经济学的灾难性发展》为题,把科斯吓了一跳,多次叫我留个情面。后来他很满意我讲的。我指出以卸责、偷懒、恐吓、勒索、隐瞒、博弈、机会主义等等概念,只有上帝知道是些什么,无从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科学上皆废物也。我刻意地讲得搞笑,轻松一下,满足了科斯的要求。
  
  问:看您在《五常学经济》中写儿时的香港,很神往那种氛围,您的朋友中有很多“奇人”,甚至容国团的“乒乓第一课”都是您教的。这几十年来,香港有巨大的变化吧?
  张五常:跟我童年时相比,香港今天人太多,海滩污染严重,不再美了。曾经是钓鱼胜地,今天那里的海水养不活鱼。二十年来,香港变得政治化。我是个对政治避之则吉的人。
  
  问:未来的计划是什么?您最看好的大陆经济学家有哪些?
  张五常:七十四岁了,还有什么“未来”可言呢?只希望能在余下来的日子整理好自己的作品,不仅多,而且杂。说到多而杂的合并,我可能破了什么纪录。余下来的日子可能不够。
  
  注:采访稿原刊登于《生活周刊》,因版面容量等缘故有不少删节。此次发的为全文,回答均为张五常先生亲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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