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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教育能够实现彻底的开放吗?   

2013-08-11 19:59:38|  分类: 好文章强力推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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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能够实现彻底的开放吗?

作者: 李子暘

中国教育能够实现彻底的开放吗?
面对当下中国教育实行“市场化”之后的局面,主张自由市场制度的人多少会感到有些尴尬和无奈。一方面,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是极不彻底的,在许多基础的部分严重违背了自由市场制度的基本原则。一般人所指出的现行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正是大多来源于此。


但是,如果对此进行严厉的批评,却很容易被公众理解为是对自由市场制度的批评,从而被那些呼吁排斥市场制度、扭转市场化改革方向的人引为同道。


更麻烦的是,假如自由主义者想要通过细致的解释澄清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与那些主张倒退回计划经济的人作学理的争辩,并向公众说明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则往往会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的窘境。


社会公众并没有能力和兴趣去仔细辨析各种主张之间的异同。结果,往往是那些动辄呼吁道德、善于玩弄姿态之辈成为公众心目中正义和良知的化身。


不过,虽然遇到了兵,秀才们也只有硬着头皮把讲道理进行到底。这不仅仅是因为自由主义者主张维护所有人的言论自由,更重要的是,对于某一种观念来说,从长久和根本的角度来说,最好的对抗手段是另一种观念,另一种有着更坚实知识基础的观念。


在一般的公众舆论中,存在两种阻碍教育发展的观念,一是反对在教育领域内实行彻底的由价格调控供需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二是反对在教育领域实行完全的开放,包括对内和对外的开放。第二种观念中显然包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麻烦之处在于,这种观念并不乏舆论和民意的支持。


对于第一种观念,经济学家们还要持续地进行知识的传播和观念的普及。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为教育的发展动员最多的社会资源。对于第二种观念,其成因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以外,更在于人们对开放在教育领域的特殊作用往往认识不足。本文的目的即在于试图论证开放对于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回顾历史,人们会发现,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动荡不安,内战外战接连不断,教育的发展并不具有稳定富裕的外部环境,但恰恰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教育取得了现在望尘莫及的成就。各级教育机构不但培养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而且在教育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学术在一些学科内已实现了与世界学术最高水平的同步发展。当下教育界人士孜孜以求的所谓“世界一流大学”,那时可以说已经出现多所。


如果把教育的概念作更宽泛的理解,民国时期教育的成就则更加可观。仅就职业教育来说,社会的各个服务行业中存在大批优秀的高水平从业人员。比之后世,其服务水平之高、服务意识之完善、适应市场的能力之强,颇令人叹为观止。


现在许多人在回忆“老字号”的历史时往往对之赞美不已。饭馆跑堂伙计的工作场景值得写成话剧来表现,图书行业中的学徒现在已成为目录学、版本学的权威。这当然也应该算作是教育的成功。


最重要的是,经过清末民国几十年的现代教育,在当时的知识阶层中,主流文明社会的基本观念可以说已经相当深入人心。虽然充分的发展还有待时日,但走向世界、走向文明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对此,当代的中国人是有理由羡慕一番的。


那么,为什么在清末民国那样一个并不太平富强的历史时期,教育会出现如此的繁荣景象?已经提出来的解释很多,但其中一点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揭示和研究,那就是教育领域对内对外充分开放、允许外人自由办学的作用。


对外方面,清末民国时期,任何外国人及外国组织,包括宗教组织都可以在中国自由地开办各类各级教育机构。虽然这一点在后世的正统教科书中一向被斥为文化侵略,但现在仍然负有盛名、国人引为自豪的教育机构却往往正是这种“文化侵略”的产物,比如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科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湘雅医科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等等。


对内方面,各种人力资本的培养和投资很少有法律和舆论上的阻碍,完全由当事双方自由协商决定。


后来的舆论经常把学徒的生活形容得十分悲惨,但人们恐怕不得不承认,对于当时那些一无所有的进城农民来说,既得到生活的基本保障,又有机会接受到职业教育,学徒制恐怕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之一。


同时,由于对内的开放,中国出现了一批极为优秀的教育家,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和胡适,如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如厦门大学的林文庆,如复旦大学的马相伯;而那些愿意为了基础教育奉献精力的人也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如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他们通过投身教育事业,把自己身上的旧式文人的荣誉感、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新诗的教育理念成功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努力传递给了下一代人,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支撑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初努力,并开创出了一种现代化的教育传统。


可是,开放的意义仅仅在于可以为教育吸引到更多的社会资源吗?那么,为什么今天的许多教育机构,资源早已相对充裕,但教育的水平却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提高,甚至有的还停步不前乃至有所倒退呢?看来,对于教育来说,开放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由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极为重视社会分工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后来的经济学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等方面。当代的经济学家杨小凯主张回归到经济学最初的传统,对社会分工进行了新的拓展性研究。杨小凯指出,经济发展的动力就在于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按照这种观点,可以把许多社会领域的发展进步的过程纳入到分工不断发展的概念里,这样就为研究这些领域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指导思想。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部门,也可以被认为是社会分工的一种结果。一方面,教育首先是从社会中通过分工逐渐独立出来的一个部门,另一方面,在教育系统内部,也不断地通过越来越细致的分工取得各方面的发展。


发展到今天,教育系统已成为一个十分复杂、由多种分工网络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协作体。伴随这种分工,也衍生出了相应的道德、意识和观念。


但是,在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中,有一个问题似乎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那就是怎样在异地、在分工发展薄弱的地区复制一个复杂的分工体系,或者说,一个行之有效的分工网络怎样传递到其他的地方。


按照分工的理论,社会分工的发展取决于分工带来的收益和由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相互关系。只有前者超过后者时,分工才会出现并不断发展。这一观点的引申含义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分工企图都能得到实现。到底怎样的分工才是合适的,而哪些分工是根本行不通的,这需要人们去探索和发现。


一个复杂的分工体系是经过长时间的大量试错之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落后的地区来说,最有效的发展方式显然不是重新走一遍那个昂贵的试错过程,而是设法复制在先进地区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分工体系,而成功地而引进分工体系也就等于实现了发展。


人在市场中的行为往往是走在理论前面的。虽然理论并没有对分工体系的复制方式进行深入彻底的研究,但在实际中,促成这种复制的方式早已行之有年,那就是实行尽可能充分的开放。


在世界各地,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分工的知识就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人员和物资交流不断传播开来的。在充分开放的条件下,发达地区的人们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进入落后地区,在带去了资金的同时,也就带去了分工的知识,一般将之称为带来了组织管理的经验、带来了先进的意识和观念。


在这些新的分工知识的推动下,落后地区的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之间的协作方式越来越仿佛,而生产的效率也就越来越高。落后地区人们的任务,只是尽量实现这些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分工体系,虽然需要进行某些本土化的修正,但许多肯定不通的方面就无需再耗费精力和时间去摸索和尝试了。这样就节约了大量的成本。所谓后发优势就是指的这个方面。


难道一定要通过开放才能获取这种分工的知识吗?不能通过派出人员学习来获取吗?恐怕不容易。经验表明,后者获取知识的效率要远远低于前者。生活在复杂分工网络中的人,其实对于自己掌握了多少这方面的知识也并不很清楚。


这种知识包罗万象、巨细无遗,许多已化为无意识的常识和进一步思考的前提。而且大多数人对此种知识只会应用,不会阐述。就像人人都会使用语言,但只有很少的人是语法学家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开发这种知识的几乎是惟一有效的手段就是让那些掌握复杂分工体系知识的人投入到实际的经营事业中去。市场竞争的存在可以最大限度地使他们头脑中的知识得到利用,使他们掌握的分工知识应用于异地。


因此,开放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那些先进地区的人们在利润或者荣誉的吸引下,才能全情投入。这种投入的力度和热情是那些慈善家远远无法相比的。不能指望抱着客居、他者心态的人可以发挥同样的作用。


现在中国的教育事业,往往不是受制于物质资源的不足,而是时时感到各种非物质条件的不足,比如制度建设、师资力量、教学方法、教育传统、职业道德、彼此的信任,共同体意识等等。而这些非物质的条件恰恰是最难创造的。于是,发展教育往往感到无从下手,似乎只因依靠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得到这些非物质的条件。


其实,这些条件都可以理解为某种社会分工的形式,从而可以通过创造有利于分工体系复制的制度条件,在不长的时间内获得分工的知识,使教育得到长足的发展。具体来说就是大量地、自由地引进外部的先进经验。舍此别无他法。


民国时期的教育机构往往由外国来华人士直接创办。这些教育人士在中国创办教育机构时,自然会处处仿效欧美教育机构的种种做法。这样一来,中国就以最低的成本得到了丰富的现代教育的组织管理知识,也得到了优秀教育机构所必需的教育传统和自律机制。


而假如自己摸索建立这些,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要花费几倍的时间和精力的。这方面当代的例子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创办的时间并不长,但由于从一开始就坚定地仿效美国大学的管理模式,同时大量地与国际学术界进行直接的交流,现在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教育作为一项育人的行业,对教育者道德和人格力量有很高的要求,而这种良好道德的形成极其依赖于优秀分子人数的优势。假如一个环境中“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就很容易建立和维护高尚的道德环境。


反之,假如周围充满了蝇营狗苟之徒,即使是正人君子也顶多做到独善其身,而想要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和健全的人格,难矣哉!如果没有这种优秀分子的人数优势,道德的培养就会缓慢得多。这是所谓封闭式的恶性循环。


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很多恶劣的环境人们都无力改善,只能随波逐流。而开放可以以很快的方式聚集起一批优秀的分子,先是创造出一个好的小环境,继而,这种好环境产生的竞争优势就会带动其余地方的人们效仿,并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树立起新的风气。


国内某高校发生了一起教师剽窃他人论文事件。事件通过网络被揭穿以后,当事人很快辞职。这不免令人心生惊讶。国内的高校何时变得这样爱惜羽毛了?要知道,比这严重得多的事件一般也都是不了了之。


进一步了解后才知道,原来剽窃者所在的系大量聘用了香港学者。事件发生以后,众多香港学者明确表示:如果他不走,那我们就只好走了。正是在此种压力之下,校方当局不得不采用了在国内看来殊为严厉、实际上却是国际惯例的做法。


当然,对于教育发展来说,自由市场机制的外部条件是最为重要的发展基础。竞争会促使人们尽量寻找发展的道路,并赋予人们充分的动力。但即使是在竞争的条件下,人们仍然面临着如何尽快实现发展的任务。


人们可以选择白手起家,从头干起;但更好的办法是打开大门,把先进的人们招至自己身边。对于一般的行业来说,这种开放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对于教育来说,这种开放不但带来了制度建设的知识的具体的教学经验,更重要的是,通过大量人员的引进,通过人员结构的改变,这种开放还会带来在其他地方发育了上百年的教育传统、对职业道德的珍视、对教育行业的热爱和自豪以及教育家人格的魅力。而这些,都不是靠着短期的考察、书本知识的学习所能得到的。真正的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教育发展的途径也在于教育者之间的交流和互相促进。


由于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历史时期刚刚过去不久,人们思考问题时在意识中还很难彻底摆脱对国家的依赖。所以现在一般呼吁促进教育发展的声音都在于强调国家加大这方面的投入。殊不知,这种对国家作用的依赖,恰恰成为制约中国教育发展的根本。


对于教育来说,首要的条件是自由和独立,其次就是要充分的开放和交流。第一个条件赋予教育的发展以动力,第二个条件赋予教育的发展以捷径。而这两个条件恰恰是目前的国家所不能提供的,甚至是极力加以限制的。


假如中国教育能摆脱国家的控制,得到这两个条件,中国教育发展的速度会超出许多人最乐观的估计,并创造出现在不能想象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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